西路军唯一叛变的红军师长郭锡山，献计割董振堂首级，仅风光30天便惨遭凌迟！
1937年年初的河西走廊，天寒地冻，风像刀子一样。
一支疲惫却坚定的队伍，正在这片荒凉之地为着一个渺茫的目标苦战。
这就是西路军，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，补给线几乎断绝，四面都是凶悍的敌人。
就在这人人都咬紧牙关的时刻，一个高级指挥员的动摇，给这支队伍的苦难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这个人就是红五军第十五师的师长，郭锡山。
他曾是走过长征的老兵，理论上，艰险应该让他更加坚韧。
但高台一战，场面太过惨烈。
炮弹呼啸，战友成群倒下，连军长董振堂也牺牲了。
看着身边熟悉的血肉之躯转瞬消逝，郭锡山心里那根名为“信念”的弦，先是绷到极致，然后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断了。
恐惧像冰水浸透了他的四肢百骸，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活下去，不管以什么方式。
叛变需要机会，更需要狠心。
他找了个查看前沿的借口，只叫上一名年轻的警卫员。
两人骑马离开驻地，越走越远。
走到一处僻静地，郭锡山停下，语气平常地对警卫员说，把枪给我，我看看远处那个土包。
警卫员不疑有他，递过了枪。
枪一入手，郭锡山的脸色就变了，枪口直接顶住了自己人。
他压着声音，问了一句决定他一生的话：
“跟我走，去那边，有活路。”
警卫员愣住了，随即满脸涨红，咬着牙摇头。
郭锡山没再废话，调转马头，狠狠一鞭，朝着敌方马家军马禄部队的防区狂奔而去，把战友和过往的一切都抛在了身后扬起的尘土里。
他知道马禄，之前红军曾网开一面放过这人，他赌的就是这点“香火情”。
马家军看到一名红军师长来投，简直是喜出望外。
郭锡山被迅速送到了头目马步青面前。
为了在新主子脚下站稳，他必须拿出“诚意”。
这诚意，沾满了血和耻辱。
他带着马家军的人，在牺牲的战士遗体中指认出了董振堂。
这还不够，他躬下身，用一种冷静到残忍的语气向马步青建议：
砍下头颅，用石灰腌了，送到南京去，必是大功一件。
接着，他凭借记忆，将西路军各部兵力、防区、弱点，事无巨细地画成了图纸。
他甚至“创新”了一种攻心战术：
让被俘后意志不坚的士兵排成队，轮番到阵前喊话，瓦解守军的斗志。
做完这些，他换上了温暖的皮袄，领到了每月三百块白花花大洋的薪饷，还娶了马步青赏赐的小姨子，把老家亲人也接来享福。
一时间，他在武威城里似乎真的成了个人物。
他开始频繁出入关押红军战俘的地方，进行“现身说法”。
他背着手，踱着步，对着那些衣衫褴褛、伤痕累累的旧部，大谈“现实”：
“兄弟们，别再犯傻了。替共产党卖命，图个啥？看看我，过来以后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钱粮不缺，这才是明白人过的日子。”
唾沫星子在他嘴边飞舞，他觉得自己正在施展影响力。
直到他遇见王定烈。
这是他以前师部的文书，一个瘦弱却眼神倔强的年轻人。
王定烈受了重伤，身体很虚弱，但听到郭锡山那套说辞，他的眼睛猛地瞪了起来。
他挣扎着，用手撑着地，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死死盯着郭锡山，从牙缝里挤出声音：
“呸！叛徒！你的臭钱，买不动我们的骨头！”
也许是极致的愤怒激发了身体潜能，他这一挺腰，竟把一颗一直卡在脊椎骨里、让医生都束手无策的子弹头给挤了出来，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幕，仿佛是天意对忠诚的最高褒奖，也是对背叛最无声的嘲笑。
郭锡山在那样的目光逼视下，脸上的得意渐渐挂不住，最终化为了青白。
他的“好日子”并没持续多久。
马步青这类军阀，用人只看价值。
当郭锡山劝降的效用越来越低，当他不再新鲜，他的地位便一落千丈。
更致命的是，他那不安分的弟弟，在城里仗着他的名头胡作非为，最后竟偷到了马步青爱妾的屋里。
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一个叛徒的亲属，也敢如此嚣张？
马步青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，而郭锡山，这个早已无用的弃子，正好用来杀鸡儆猴。
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郭锡山和他的弟弟就被拖到了刑场。
没有人替他求情，昔日的“厚待”烟消云散。
行刑过程被刻意拉长，充满了凌辱与折磨。
最终，鬼头刀落下。
从他献计砍下烈士头颅，到自己头颅落地，中间只隔了短短三十几天。
他一生精于算计，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最“聪明”的活路，最终却走进了最短的绝路。
历史就是这样公正的。
那些在风雪中坚守、在绝境中呐喊的魂灵，化作了山河的脊梁。
而郭锡山们，他们或许得到过几块银元、几顿饱饭，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名字，被钉在耻辱柱上，只剩下一个代称——叛徒。
他们的故事，在任何时代，都值得后来人听一听，想一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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